局座召忠2024年11月12日发布:中国金融科技出海时代已来临，四大挑战待解决

机遇总离不开挑战，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碰到的是全球竞争对手，海外市场是否选择与中国金融科技合作有时候未必全是经济或商业考虑。

（资料图）

Terry Tse/文

中国是金融科技大国已成为全球共识，《经济学人》杂志亦盛赞中国金融科技的领先地位。同时，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宜信、陆金所、蚂蚁金服等行业领袖已经开发海外业务，各类新兴的现金贷初创公司都大力宣传自己的东南亚战略。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的时代已经来临。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振奋人心的。首先，像微信支付等“明星级”产品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并非来自欧美。成熟的产品设计和技术方案，渐趋完善的移动互联网生态，包括线上线下的互动，对发展中国家极具借鉴意义，是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引。

然而，机遇总离不开挑战，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碰到的是全球竞争对手，包括GAFA、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以及本土的金融科技公司。东南亚、南美等地区众多的金融科技公司都有深厚的硅谷背景，海外市场是否选择与中国金融科技合作有时候未必全是经济或商业考虑。

出海四大挑战

综合而言，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将会遇到四大挑战。首先是来自“硅谷”的竞争。全球许多顶尖科技人才以及金融人才在美国受过教育，中国也不例外。因此，硅谷模式、硅谷思维在东南亚、南美国家被广泛认可。

不可否认，硅谷的巨头或创业公司在全球市场都享有极大的品牌效应。任何的本土企业与硅谷公司合作，都是一种对自身品牌的提升。尽管中国金融科技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目前并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品牌效应。

强大品牌效应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从人才争夺、合作方选择以至政府态度，品牌衍生出来的优势几近全方位。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中国企业家的浓烈家国情怀，来自硅谷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国内尤其是金融科技领域难以发挥如此巨大的优势。例如，一向以高傲见称的苹果，在中国推出Apple Pay就必须选择与国内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它不能随心所欲地把整套美国支付生态以及其相关企业带到中国。Facebook Pay就更明显，它所依附的Facebook Messenger生态就根本无法在中国使用。

因此，很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尽管在国内身经百战，但其斗争经验未必完全适用于海外市场，对手的优势也不一样。在泰国与印尼，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是Facebook、Instagram与WhatsApp，不是微信。一家硅谷公司与一个东南亚本地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在Facebook、Instagram与WhatsApp平台上开发P2P借贷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这并不是说这个产品一定成功，但竞争对手的潜在优势不言而喻。

其次是与银行对接的困难。在中国，经过业界与政府的共同努力，银行对金融科技并不陌生，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竞争、对接更是习以为常。支付接口、网贷托管等等都是很多国内大银行的常规业务。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金融科技对本土银行仍是新鲜事物，各部门对如何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都非常陌生。即便是该国本土的金融科技企业都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游说银行作出必要的调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尤其是在缺乏强力本地合作方的前提下，更不容易与本土银行谈判。

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往往可以与国际银行合作，或透过自身品牌效应增加与本土银行的谈判筹码。例如，新加坡的银行在印尼都享有业务全牌照，可以支持在印尼开发业务的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一家本土金融科技企业与硅谷合作，亦比较容易得到国际银行（如花旗）的支持。相反，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与国际银行的谈判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容易推进或受很大限制。

第三是外资的限制。每个国家对外资企业都有一定的限制。在金融领域，外资准入更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此类限制不仅通过股权比例、实质控制权等硬门槛落实，还会在具体监管规则执行上体现。在语言、文化、法制不同的前提下，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违规行为或对法规的误读很容易导致对整个产业的误解，激发更大的反应。

此外，在欧美媒体渲染下，中国公司的作风一直备受诟病。西方评论家甚至习惯性地质疑中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并非纯商业行为。在全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贸易摩擦频发的大环境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戒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合规上再出现瑕疵，误解只会加深，更甚则会为整个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是模式上的误解。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输出的并不只是产品或具体技术，而是整套模式，包括客户体验、运营体系、风险管理等无形价值，是中国金融科技企业、银行、监管、政府等高度配合的成果，并不是任何单一的金融科技企业在海外就能复制。如此完善的整套模式应该是最明显的优势，是一套弯道超车的模式，问题在于超了谁的车。

央行发布的《2016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人均持有信用卡0.31张，而根据最新的Wind数据显示，美国人均持有2.9张信用卡，将近是中国的十倍。中国的消费者跨越了信用卡时代，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代，信用可直接以数字化方式提供，配合电子钱包通过银行账户操作。金融科技在移动端同时解决了支付及信用问题，交易可以用二维码确认，完全没有必要刷一张带磁条的塑料卡。

以印尼为例，据当地移动支付公司统计，信用卡渗透率为3％-5％，即该国人均持有信用卡0.03张至0.05张，还远低于中国。在银行大量使用国际借记卡网络的前提下，当地银行与国际清算网络发展信用卡业务本来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但一旦引进中国的移动支付与数字信用模式，就等于颠覆掉原来巨大的信用卡市场利润空间。

海外金融科技市场的无形阻力，远远不止来自于本土的金融机构。所以，是否选择与中国金融科技合作，有时候未必全是经济或商业考虑。如果故事说不清楚，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误解与误判，让原来的最大优势反成为最大的阻力。

合作共赢

前文所提到的四个挑战，任何一家金融科技企业都无法独力解决，需要业界与政府共同努力，其关键在于阐述中国金融科技故事，为产业打造品牌，并加强主要新兴市场，包括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金融科技模式的认识。

尽管国际间对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感到惊叹，但对中国金融科技以及相辅相成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一知半解。业界、学界、媒体等可以合作，介绍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包括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监管以及互联网生态圈的关系。这不但有助于对整个产业的品牌建设，更能让各国参与者充分理解复制中国金融科技模式的必要与充分条件。由于很难指望西方媒体参与“宣扬”中国金融科技模式，中国媒体与各大主要市场的媒体合作就格外重要。

国内银行的业务已逐步全球化。在已经获取全银行牌照的市场，国内银行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可以为整个产业带来巨大优势，甚至起到示范性作用。

在中国金融科技的成长中，监管机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案例。在平衡金融创新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中国监管机构无疑是世界领先的。如果可以与各国的监管机构及政府机关分享其心路历程，对解除中国金融科技的误解将有极大帮助。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一般对新市场的监管环境比较陌生。媒体、律所、监管机构都可与主要市场的相关机构合作，帮助介绍主要市场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环境。

在业界、政府以及行业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下，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必然事半功倍，但成功的关键仍需回归到中国金融科技自身的价值。

自2012年P2P热潮始，从原来的互联网金融到今天的金融科技，这五年来中国的经验是多元的，有创业者成为明星，有风险投资人赚了大钱，有平台跑路，也有独角兽上市。在滚滚大潮中，在监管的指引下，中国金融科技为老百姓带来了便捷，也提高了金融效率。中国金融科技出海，是为当地人民带来真正价值，还是无穷无尽的高利贷，或五花八门的监管套利；我们是把在中国无法生存的产品推到海外，还是踏踏实实地提升当地的金融效率，这些决定了中国金融科技是否能够真正走出国门。再华丽的故事，如果不带来真正的价值，最终都难以自圆其说。

（作者为连连集团首席金融专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王东）

（本文首刊于2017年12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